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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点看国民党抗战后迅速失去的民心

   1945年抗战胜利后，论实力，国民党雄据天下。在国际上，国民党政府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抗战胜利,蒋的威望达到空前高度，军事上，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共产党打败的问题，因为从军事实力对比上讲，双方悬殊太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

    到1945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共军。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军有可起飞的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军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大大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故而蒋介石轻视共军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9月23日，他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党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共军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则说，共军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

    要知道就是毛泽东，在1946年的时候还是认为国内战争要5年左右甚至更长才见分晓，可见那时毛泽东的信心也不见得就很充足。
　　许多人首先认定这是政治上的原因，就像“亮剑”中刘伯承说的那样：国民党是输在政治而不是简单地输在军事上。

   在经济实力上，和中国掌握的为数不多的城市相比，全中国大部分工业和沿海城市均掌握在国民政府手中。如果评析国民党迅速失败的原因，实在错综复杂，本文仅从两点上分析，在战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错误，正是这一系列的错误，导致国民党迅速失去民心，导致在内战和中共的角逐中的迅速失败。

    第一、接收大员

     1945年抗战胜利。敌伪财产本系沦陷区人民的膏血，国民党政府及四大家族垂涎已久，必欲攫为已有。9月5日，陆军总司令部即成立了接收计划委员会，何应钦为主任委员。蒋宋家族当仁不让，行政院院长宋子文10月报请蒋介石批准，除有关军事系统的接收仍由陆总主持外，一切“逆产”的接收与处理大权，统归行政院独揽。
     这是千载难逢的捞肥发横财的机遇。“河里漂来的不如地里滚来的，地里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天上飞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地下钻出来的不如坐着不动的”。一时间京、沪、平、汉等各大城市忽地出现了四五十个各不相属的接收机构，接收大员成了风云人物，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见到什么都像饿疯的野狗猛扑过去，不惜相互倾轧。真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黑暗过去后出现的光芒，只是沦陷区人民群众想象中的一瞬。当光明像流星一样从夜空划过，他们苦难的眼中又噙满了痛苦和绝望的泪水。贫困的人民群众愤怒而又无奈。重庆的晚报上刊登了这样的讽刺诗：
      剩水残山殊不恶，
      断歌零舞倍关情；
      百官耗尽陈仓粟，
      又办归舟向二陵。
      其实，发国难财的争夺由上到下，一开始就趋向白热化，有的后来竟发展为动刀动枪的流血冲突。
      比如何应钦，他不狂嫖滥赌，不吸食烟毒，也没纳过妾，以当时军阀官僚的作派来对照，绝对可算得上是“廉洁正派”的。在接收中他依然“廉洁正派”。他只公布了武器弹药、飞机、舰艇、马匹、汽油的数目；而大量的军粮、罐头食品、布匹呢绒、服装、医药器材、小轿车等等均末公布，全被以他为首的大小硕鼠私吞了。他在劫收中到底聚了多少财呢？当时南京某报搞了一个《国府要人财产比较表》，把他列在仅次于宋子文的第二位，称他的豪华别墅遍布于南京、上海、无锡、贵阳、重庆等各地。
      这给蒋介石的嫡系、一向与何应钦争权夺利的军政部长陈诚抓住了把柄，大力攻讦何应钦贪污腐败。但陈诚的贪污行径更其旺烈，且不说他本人揽入私囊的财富无以计数，单是他手下几个亲信的丑行便十分惊人。
      一是陈诚的参谋处长，被委任武汉前进指挥所主任的谢士炎。他一到任，日军驻武汉兵团司令就在日租界设盛宴隆重款待。席间有12位日籍少女陪酒，谢一晕再晕，灌得死去活来，被12少女拥入卧室。谢被少女迷住，成了这里的暗客。伪武汉警备司令见其已入圈套，暗中贿送租界的洋房三座，别克牌轿车三辆，金条200余根和伪储备券两汽车。二是陈诚一手提拔的战车总队长石祖黄。他在接收中私占了北平和天津两座日军高级将领的大公馆，又在南京湖南路盖了一座大公馆。这三个公馆皆有花园和假山，装璜得富丽堂皇。这还仅只是不动产。三是其亲信莫与硕到广州接收盗卖军火，事不精细被舆论逮住，陈恐引火烧身一枪把他崩了遮丑。
      南京的日伪官员多如牛毛，到处是肥得流油的大肉。接收大员到达后，即与日伪合流，整天忙于抢占公馆，征调汽车，封存物盛资。莫干山路、山西路、中央路、斗鸡闸一带众多的公馆别墅，最阔绰的被何应钦、萧毅肃等总部高级将领霸占，余下的处长科长各得其所，各色高档家什尽其享用，用不完的就变卖为金钱。汤恩伯手下有一个贺鸿棠，在接收中捞到大批金条，他以此为资本在南京太平商场开设庚源地下钱庄，专门以高利贷吸收官僚和军棍的黄金存款，生意极盛，黄金存款疾增到万条以上。变卖敌产的有之，倒腾黄金的有之，强占人妻的有之。一时间全没了秩序，到处都是野山恶水，山上站着草头王，抡巴掌拍着毛乎乎的胸脯叫嚷：什么他妈的王法，老子就是王法!有的甚至给汉奸定下价码：小汉奸出法币30万元，巨奸大恶拿出大堆的金块，即可免罪赎身。

     而在上海，集中了东南地区半数以上的敌伪产业。军方派员、潜伏特务、地痞流氓及被策反的伪军，像一场蝗灾铺天盖地地压下来，满世界地漫溢。大量的现金、物资、汽车、住宅、机器被一批批来路不明的人劫掠走；对房产、仓库、货栈、商号的接收，无明确的管辖范围，往往是数十个互不买帐的帮伙峙力争抢。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争夺一处日军俱乐部展开枪战，死伤多人。宣铁吾的上海市警察局也与毛森的军统特务多次火并。为争夺伪考试院长陈群在宝应路的大公馆，忠义救国军先遣总队与第三战区某战地宣导组大打出手，后发现陈群在宝乐安路和蒲石路另有两处小公馆，双方才坐下来嚼舌头分赃。

     战后蒋宋豪门仅从天津、上海、青岛和广州四个区域，即劫得了六万亿元，这相当于当时国家预算支出的四至五倍。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野蛮劫夺，大发横财，再加上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军费急剧增加，财政赤字猛升，国统区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商业大量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农村闹灾荒，大量青壮年劳力被抓兵拉夫，加上沉重的捐税和田赋，国统区的人民被推上绝境。城市里不要说穷苦的工人，连公教人员也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成都的小学教师每小时授课收入四千元，而一碗茶水就要八千元。广大农民以草根、树皮和"观音土"充饥，竞至易子而食。国统区饥民遍野，饿殍载道，成了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
      地火熔岩突破了地表，人民站立起来为生存而斗争。城市的学生和工人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大罢工；农民组织起来武力抗租、抗征、抗捐、反抓丁和惩办恶霸，猛烈的"抢米"风潮如火如荼。由此，城市民心尽失。   
     二是货币政策
   
    当时在中国的沦陷区，流通的是伪国民政府的伪币，而在国统区则是法币，既然抗战胜利后，货币是需要统一的。那么如何兑换呢？日本军在中国大陆发行军票，还知道以一比一的等价套换法币，这在政治上虽然打败了我们的政府，但使中国人民仍可持有与原值相等的购买能力。
　　而在汪伪时期，曾经贬低了这个价值，但是，人民大致仍可维持原值一半的购买能力。
　　可是国民党居然利用一时变态的市场心理，一下子把法币换伪币的比率折为一比二百。沦陷区人民购买力是因抗战胜利而一夜之间变低为二百分之一了。就是说原先100块钱的存款变成5角钱了。这事关系太大了，试想，小康人家亦贫化了，尚有何社会安定而言？（陈诚语）

   而法币是否坚挺呢？

    其实早在１９３５年，中国银价大涨，经济日益恶化。１１月３日，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宣布改革，从次日起中国只有三大银行的钞票，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钞票才是惟一的法币，不论个人还是企业，限３个月内将白银兑换成法币。  
    而法币就是些纸，想印多少就印多少。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国民党政府年年赤字占财政支出的７０％以上，全靠印票子维持。这８年中，重庆物价上涨１２２６倍，法币膨胀４７８倍。  

    从１９３７年６月到１９４９年５月，总计１２年中纸币发行量增加了１４００多亿倍，同期上海物价上涨３６８０００亿倍，最大面额的纸币是６０亿元。  
    随着内战不断扩大，国民党政府财政支出特别是军费支出急剧上升。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印钞机，大量发行纸币。由于滥发纸币，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如脱缰野马。1947年10月，广东省政府统计处发表了广州市10月中旬物价指数，比战前物价水准上涨了64500多倍，即战前1元币值等于目前的64500多元，亦即目前1万元，实际只值战前的1角5分5厘，法币彻底崩溃。
    而法币的购买力，１００元法币，１９３７年可买一头耕牛或两头黄牛，１９３８年值一头黄牛，１９３９年值一头猪，１９４１年值面粉一袋，１９４３年值一只鸡，１９４５年值鸡蛋２个，１９４６年值肥皂六分之一块，１９４７年值煤球１个，１９４８年５月值大米０．００２４１６两（每斤１６两），１９４９年５月值大米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５两，即一粒米的千万分之二点五。 到１９４７年７月，为了应付内战，国民党继续大量发行法币，从１９４８年５月起，每月翻一番。当年８月２１日，法币发行数高达６６３６９４６亿元，等于抗战前的４７万倍。

在法币陷于崩溃变成废纸的情况下，1948年8月，蒋介石下令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取代已崩溃的“法币”。蒋介石妄想利用“币制改革”的手段，来挽救危机四伏的财政金融问题。 （）

    在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当晚，广州市引起了金融动荡。金圆券发行了只有三天，广州市物价就上涨了一倍。1949年5月7日，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发行面额10万元金圆券大钞达5000亿元。截至1949年5月25日，金圆券发行总额高达80万亿元。金圆券的贬值速度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超过法币在14年内贬值速度的100倍。金圆券发行仅仅9个月，就变成了废纸。  

    金圆券的崩溃比法币更快。100元、500元、1000元、1万元、5万元、10万元、50万元大钞，相继发行。金圆券既没有准备金，发行又无限制，结果通货膨胀比以前更快、更猛。


    1949年7月，国民党政府在广州又发行了所谓“银圆券”，以伪银圆券来搜刮人民手中仅有的一点银元、粮食和物资。在此期间，广州市金融动荡，物价猛涨，工商业大批倒闭。当时有“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的说法，各类资本转向投机事业。此时，广州有银铺400~500家。虽然有按西方现代银行管理方式正当经营银行业务的，但大多数却干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勾当。仅找换货币的一进一出就要收取高额的手续费，所以人们直呼其为“银虱”或“剃刀门楣”。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以便混水摸鱼，军事上或政治上稍有风吹草动，便谣言百出，严重影响政府的税收及财政的稳定。

   蒋介石们玩钱的名声远传海外，美国总统杜鲁门对作家默尔·米勒说：“他们全都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的３８亿美元中偷去了７．５亿美元，他们把钱投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在纽约这里……”
    试想，在中共那边一直搞土改争取农民，而在自己掌握的地区，没争取到农民也就算了，对城市里面的中小市民也不放过，如此失民心，覆亡是肯定的。
难怪蒋最后说，反腐？“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可是到了这时，蒋先生还是没有弄明白，党和国之间的关系，反腐真的能亡的了国民党吗？恐怕亡了四大家族才是真。
孟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执政党应谨防自腐、蜕变。为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必须从严治吏，铁腕反腐，各级官员不妨用“国民党自己打败自己”这面反面镜子经常照照自己！

[ 本帖最后由 aztec301 于 2010-4-23 20:48 编辑 ]